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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  

2014-04-28 16:59:36|  分类: 一家之言与杂家杂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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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

道路,自身存在许多的问题,一旦主政者发现这条路有了问题,勇敢地改道市场路线之后,传统的改革与保守的纷争就又被激活了,只是以新的概念,新的方式重现而已。一旦时机成熟,保守和顽固的势力就会抬头,凭借各种有利因素,在社会上搅起很大的风潮。在转型的路上,中国人已经走了一百多年。今天的中国,已然跟西方一起,进入21世纪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,市场行为,从硬件到软件,跟西方已经没有任何的不同。今天中国人身外之物,跟西方人没有任何的区别,连我们住的房子,用的家具,都是西式的。中国对西方的文化,大多数精神产品,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。好莱坞的大片,已经成为中国院线的主打产品。连一向陌生的人权、隐私等观念,都深入人心。但是,保守派的观点,却奇怪地跟他们的前辈出奇的一致。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,西方的优势,仅仅在于物质文明。即使这个优势,不用学习西方,如果中国人能发扬自己的传统(首先是革命传统),也一样可以超越。 过去的顽固派和今天的极左派,其实是可怜人,无非是不想改变,或者回到过去。他们对变化,有着莫名的恐惧,他们是害怕因变化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人。长期的教育,让他们形成了对传统,包括革命传统的强固连接。尤其是某些体制内的左派,离开了这个传统,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,或者说赖以骄人的资本。如果说,晚清的顽固派,对于自己的信仰,还有的具有某种真诚,但今天的体制内左派,固执地眼望过去,其实背后无不有自利的功利动机。 固然,中国在外人看来,是个保守的国家,但保守的势力却并不天然拥有群众基础。改革三十多年,几次左潮涌动,几乎次次都不得人心。主张改革的人,未必事事合民众的口味,但保守的顽固势力,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,才好兴风作浪。由于改革本身的问题,转型的公平和公正没有很好的落实,没有得到改革红利的民众众多,感到失落的人众多,不满意的人更多。也有很多人,基于文化积习,习惯向后看,以怀旧抒发对现实的不满,但这些人却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众基础。左潮的掀动者,固然能借助于一些过时的革命口号,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,打动一部分民众。但他们跟受损的民众之间,却很少有利益链接。不仅体制内左派,不肯为民众做事,就连公认的草根左翼领袖,也无此兴趣。在“915”反日以游行中,跟着他们打砸的民众,很多人只是本身带有怨气,借助所谓的“爱国”行动发泄而已。在他们看来,这样的发泄,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小。 不可否认的是,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主张改革之人,话语权的确要大一些。因为他们的主张,顺应了世界的大势。改革与保守之争,持续了这么多年,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今天,保守一方,说来说去,无非是老调子。他们之所能折腾出事来,几乎每次都是要靠权力的动摇和默许。100多年来,尽管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,期间也有倒退和曲折。有些时候,统治者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,也会产生犹豫。而上层的权力之争,更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。每当这种时候,保守的逆流就会回光返照。晚清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进程,之所以出现戊戌政变,进而庚子之变的大倒退,在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西太后和光绪二人出现了权力之争,被顽固派利用。权力之争,被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时候,往往意味着灾难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也是如此,只有当局在前进道路上三心二意,犹豫不决的时候,左潮才会借势而起。 本来,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,各种声音,各种主张,都冒出来是个好事。观念的多元,意见的多元,是一个国家的福分。如果当局能审时度势,制定规则,提供平台,能允许各种意见平等地讨论。尽管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不高,但道理还是会在辩论和讨论中明晰化。如果有人不愿意出来讨论,动辄喊打喊杀,自然会被淘汰。若要站得住脚,自然要摆事实讲道理。但是,迄今为止,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,依然没有一个讲道理的氛围。总是有些人,囿于积习,崇尚管制,要把一切都看住,管死。只消自己有权在手,就不屑于跟人讲理。这样的管制思维,治下的民众,不是顺民就是暴民。经济发展越快,贫富差距越大,官民矛盾越激烈,暴民则越多。下面则戾气四溢,让管制难以为继。这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

张鸣

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

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

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

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

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

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

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

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道路,自身存在许多的问题,一旦主政者发现这条路有了问题,勇敢地改道市场路线之后,传统的改革与保守的纷争就又被激活了,只是以新的概念,新的方式重现而已。一旦时机成熟,保守和顽固的势力就会抬头,凭借各种有利因素,在社会上搅起很大的风潮。在转型的路上,中国人已经走了一百多年。今天的中国,已然跟西方一起,进入21世纪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,市场行为,从硬件到软件,跟西方已经没有任何的不同。今天中国人身外之物,跟西方人没有任何的区别,连我们住的房子,用的家具,都是西式的。中国对西方的文化,大多数精神产品,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。好莱坞的大片,已经成为中国院线的主打产品。连一向陌生的人权、隐私等观念,都深入人心。但是,保守派的观点,却奇怪地跟他们的前辈出奇的一致。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,西方的优势,仅仅在于物质文明。即使这个优势,不用学习西方,如果中国人能发扬自己的传统(首先是革命传统),也一样可以超越。

过去的顽固派和今天的极左派,其实是可怜人,无非是不想改变,或者回到过去。他们对变化,有着莫名的恐惧,他们是害怕因变化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人。长期的教育,让他们形成了对传统,包括革命传统的强固连接。尤其是某些体制内的左派,离开了这个传统,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,或者说赖以骄人的资本。如果说,晚清的顽固派,对于自己的信仰,还有的具有某种真诚,但今天的体制内左派,固执地眼望过去,其实背后无不有自利的功利动机。

道路,自身存在许多的问题,一旦主政者发现这条路有了问题,勇敢地改道市场路线之后,传统的改革与保守的纷争就又被激活了,只是以新的概念,新的方式重现而已。一旦时机成熟,保守和顽固的势力就会抬头,凭借各种有利因素,在社会上搅起很大的风潮。在转型的路上,中国人已经走了一百多年。今天的中国,已然跟西方一起,进入21世纪。中国人的衣食住行,市场行为,从硬件到软件,跟西方已经没有任何的不同。今天中国人身外之物,跟西方人没有任何的区别,连我们住的房子,用的家具,都是西式的。中国对西方的文化,大多数精神产品,也都有了深度的了解。好莱坞的大片,已经成为中国院线的主打产品。连一向陌生的人权、隐私等观念,都深入人心。但是,保守派的观点,却奇怪地跟他们的前辈出奇的一致。他们依旧顽固地坚持,西方的优势,仅仅在于物质文明。即使这个优势,不用学习西方,如果中国人能发扬自己的传统(首先是革命传统),也一样可以超越。 过去的顽固派和今天的极左派,其实是可怜人,无非是不想改变,或者回到过去。他们对变化,有着莫名的恐惧,他们是害怕因变化失去或者已经失去的人。长期的教育,让他们形成了对传统,包括革命传统的强固连接。尤其是某些体制内的左派,离开了这个传统,他们就没有了生存的依托,或者说赖以骄人的资本。如果说,晚清的顽固派,对于自己的信仰,还有的具有某种真诚,但今天的体制内左派,固执地眼望过去,其实背后无不有自利的功利动机。 固然,中国在外人看来,是个保守的国家,但保守的势力却并不天然拥有群众基础。改革三十多年,几次左潮涌动,几乎次次都不得人心。主张改革的人,未必事事合民众的口味,但保守的顽固势力,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,才好兴风作浪。由于改革本身的问题,转型的公平和公正没有很好的落实,没有得到改革红利的民众众多,感到失落的人众多,不满意的人更多。也有很多人,基于文化积习,习惯向后看,以怀旧抒发对现实的不满,但这些人却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众基础。左潮的掀动者,固然能借助于一些过时的革命口号,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,打动一部分民众。但他们跟受损的民众之间,却很少有利益链接。不仅体制内左派,不肯为民众做事,就连公认的草根左翼领袖,也无此兴趣。在“915”反日以游行中,跟着他们打砸的民众,很多人只是本身带有怨气,借助所谓的“爱国”行动发泄而已。在他们看来,这样的发泄,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小。 不可否认的是,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主张改革之人,话语权的确要大一些。因为他们的主张,顺应了世界的大势。改革与保守之争,持续了这么多年,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今天,保守一方,说来说去,无非是老调子。他们之所能折腾出事来,几乎每次都是要靠权力的动摇和默许。100多年来,尽管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,期间也有倒退和曲折。有些时候,统治者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,也会产生犹豫。而上层的权力之争,更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。每当这种时候,保守的逆流就会回光返照。晚清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进程,之所以出现戊戌政变,进而庚子之变的大倒退,在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西太后和光绪二人出现了权力之争,被顽固派利用。权力之争,被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时候,往往意味着灾难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也是如此,只有当局在前进道路上三心二意,犹豫不决的时候,左潮才会借势而起。 本来,人类已经走到了21世纪,各种声音,各种主张,都冒出来是个好事。观念的多元,意见的多元,是一个国家的福分。如果当局能审时度势,制定规则,提供平台,能允许各种意见平等地讨论。尽管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不高,但道理还是会在辩论和讨论中明晰化。如果有人不愿意出来讨论,动辄喊打喊杀,自然会被淘汰。若要站得住脚,自然要摆事实讲道理。但是,迄今为止,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,依然没有一个讲道理的氛围。总是有些人,囿于积习,崇尚管制,要把一切都看住,管死。只消自己有权在手,就不屑于跟人讲理。这样的管制思维,治下的民众,不是顺民就是暴民。经济发展越快,贫富差距越大,官民矛盾越激烈,暴民则越多。下面则戾气四溢,让管制难以为继。这 固然,中国在外人看来,是个保守的国家,但保守的势力却并不天然拥有群众基础。改革三十多年,几次左潮涌动,几乎次次都不得人心。主张改革的人,未必事事合民众的口味,但保守的顽固势力,也只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里,才好兴风作浪。由于改革本身的问题,转型的公平和公正没有很好的落实,没有得到改革红利的民众众多,感到失落的人众多,不满意的人更多。也有很多人,基于文化积习,习惯向后看,以怀旧抒发对现实的不满,但这些人却未必是左潮的天然群众基础。左潮的掀动者,固然能借助于一些过时的革命口号,打出民族主义的大旗,打动一部分民众。但他们跟受损的民众之间,却很少有利益链接。不仅体制内左派,不肯为民众做事,就连公认的草根左翼领袖,也无此兴趣。在“915”反日以游行中,跟着他们打砸的民众,很多人只是本身带有怨气,借助所谓的“爱国”行动发泄而已。在他们看来,这样的发泄,受到惩罚的可能性较小。

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

不可否认的是,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,主张改革之人,话语权的确要大一些。因为他们的主张,顺应了世界的大势。改革与保守之争,持续了这么多年,从晚清一直延续到今天,保守一方,说来说去,无非是老调子。他们之所能折腾出事来,几乎每次都是要靠权力的动摇和默许。100多年来,尽管中国一直在走向世界,期间也有倒退和曲折。有些时候,统治者对于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,也会产生犹豫。而上层的权力之争,更会使改革进程复杂化。每当这种时候,保守的逆流就会回光返照。晚清自甲午战争之后的改革进程,之所以出现戊戌政变,进而庚子之变的大倒退,在很大程度上,是因为西太后和光绪二人出现了权力之争,被顽固派利用。权力之争,被披上意识形态外衣的时候,往往意味着灾难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,也是如此,只有当局在前进道路上三心二意,犹豫不决的时候,左潮才会借势而起。

本来,人类已经走到了 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21世纪,各种声音,各种主张,都冒出来是个好事。观念的多元,意见的多元,是一个国家的福分。如果当局能审时度势,制定规则,提供平台,能允许各种意见平等地讨论。尽管中国民众教育程度不高,但道理还是会在辩论和讨论中明晰化。如果有人不愿意出来讨论,动辄喊打喊杀,自然会被淘汰。若要站得住脚,自然要摆事实讲道理。但是,迄今为止,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,依然没有一个讲道理的氛围。总是有些人,囿于积习,崇尚管制,要把一切都看住,管死。只消自己有权在手,就不屑于跟人讲理。这样的管制思维,治下的民众,不是顺民就是暴民。经济发展越快,贫富差距越大,官民矛盾越激烈,暴民则越多。下面则戾气四溢,让管制难以为继。这样的政治社会环境,恰是左潮,或者说极左思潮泛滥的土壤。同时,执政者面对新的形势,迟迟不能解决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革新与重建问题,在某种意义上,是左倾思潮屡屡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进入网络时代,世界变化太快,政党需要与时俱进,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需要与时俱进。实事求是,一直都是当今执政者赖以成功的法宝,面对已经跟现实情况不符的意识形态的某些提法,理所应当加以改进。马克思主义,不是教条。把某些信条固定化、就成了教条。如果进一步神圣化,就成了宗教信条。当今的保守派,就是利用者一点,把某些意识形态的内容,视为教条,绑架执政党,一有风吹草动,就用革命时代的语言,兴风作浪,让你束手无策,投鼠忌器。其实,三个代表重要思想,已经代表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改造的努力,可惜,这样的改造,后来进展不大。

跟当年被拉进西方世界的中国不一样,走到今天,中国早已进入了他们的世界。跟世界接轨,既是政府和民众的愿望,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。如果说,当年被拉进他们的世界,我们只能做一个小伙计,今天,则切实有了掌握主流话语,进而参与制定议事规则的资格。这个资格的大小,既取决于国力,也取决于我们的话语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们的世界,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。其实,即使我们不乐意走向世界,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。世界上还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,但至少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的。改革开放之前,我们封闭了30年,后果如何,大家都清楚。山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。这样的耽搁,再也不能有了。

样的政治社会环境,恰是左潮,或者说极左思潮泛滥的土壤。同时,执政者面对新的形势,迟迟不能解决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革新与重建问题,在某种意义上,是左倾思潮屡屡回归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进入网络时代,世界变化太快,政党需要与时俱进,政党的意识形态也需要与时俱进。实事求是,一直都是当今执政者赖以成功的法宝,面对已经跟现实情况不符的意识形态的某些提法,理所应当加以改进。马克思主义,不是教条。把某些信条固定化、就成了教条。如果进一步神圣化,就成了宗教信条。当今的保守派,就是利用者一点,把某些意识形态的内容,视为教条,绑架执政党,一有风吹草动,就用革命时代的语言,兴风作浪,让你束手无策,投鼠忌器。其实,三个代表重要思想,已经代表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改造的努力,可惜,这样的改造,后来进展不大。 跟当年被拉进西方世界的中国不一样,走到今天,中国早已进入了他们的世界。跟世界接轨,既是政府和民众的愿望,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实。如果说,当年被拉进他们的世界,我们只能做一个小伙计,今天,则切实有了掌握主流话语,进而参与制定议事规则的资格。这个资格的大小,既取决于国力,也取决于我们的话语能力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他们的世界,也就成了我们共同的世界。其实,即使我们不乐意走向世界,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。世界上还存不存在世外桃源我不知道,但至少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的。改革开放之前,我们封闭了30年,后果如何,大家都清楚。山中方七日,世上已千年。这样的耽搁,再也不能有了。 虽然说,150多年来,那种想把中国拉回去开倒车的思潮,不管多么嚣张,都只是昙花一现。但在这一现中,一样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。也许,再过一万年,持可笑理由的顽固派,都还会有。哼哼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,还会继续哼哼。改革开放以来,每次左潮来袭,善良的人们都是想将之隔离在政治领域,但却每每对经济造成恶的影响。但愿,这样的冲击会梯次性降低,不要让政治风波危及社会和经济,进而造成全局的动荡。 历史告诉我们,左潮泛滥,害人害国,中国最大的危险,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向后看的思潮。

虽然说,150 换一个角度谈左倾思潮 张鸣 左右之分,据说源于法国大革命后的国民公会,有些比较激进的年轻人,总是坐在左边,于是被人视为“左派”。直到今天,欧美的左派,依旧有激进和下层取向的内涵。中国人政治上分左右,始于国民革命,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后,国民党就分成了左、中、右。在那时,左跟激进一直有不解之缘,中共党史上讲的左倾错误,其特征也是激进,不讲策略,盲动冒进。但是,在改革开放之后,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。几次左倾思潮的回归,虽然无不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,但脱去意识形态外壳,究其实质,左和右的分野,跟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与保守,趋时与顽固,其实很相近。当下,左派的光谱相当复杂,但几次左倾思潮的复归,其发动者所表现出来的特征,基本就是保守派,甚至是顽固派,他们不希望改变,不希望改变既有的规则,既有的运行轨迹。改革出了问题,难以为继,他们“药方只贩古时丹”,一门心思从过去的套路中找解药,认为现在的问题,就是因为今人背离了传统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,屡次出现左倾思潮的复辟,每次左派的言论,大同小异,大抵就是这个套路。这个套路,跟当年晚清的顽固派倭仁、徐桐之辈的高论,实在是太相似了。相对而言,我们平常所说的右派,有时倒有激进的意思。 进入近代之后,世界变化很快。但作为后发国家,一个具有古老传统和历史的国家,中国的变化尤其大,可以说是天翻地覆。在中国与西方发生全面接触之前,中国有一个天下,西方有一个世界。我们的天下,天圆地方,有中心有边缘,而我们则居于天下的中心。方位如此,文化更是如此。但西方的世界,则是一个圆圆的地球,没有中心,也没有边缘。特别要命的是,西方的世界,有一个正在发育的资本主义体系。这个体系,像海啸一样冲击着整个世界。终于,他们来了,西方用他们的坚船利炮,把我们打天下打碎,拉着我们进入他们的世界。 他们的世界,不仅用枪炮征服了我们,而且用轮船、火车、电线征服了我们。不管保守的士大夫怎样痛心疾首,嫉洋如仇,当中国的土地上,出现第一条洋人修建的铁路时,朝廷还将之买下拆掉。但普通百姓,却对这样一些实用的洋玩意,表现出空前的热情。只要有这个财力,人们很喜欢乘坐轮船和火车。有机会拿枪造反的农民,不论多么的土,都不排斥洋枪洋炮。中国人,虽然没有意识到西方强大的物质力量背后,其实有制度和文化的支撑,但对这个物质力量本身,却很难抗拒。 当然,抵制洋货的官僚士大夫,其实很少像徐桐那样,身体力行,一点洋货不沾。他们对于西方先进器物的抵抗,总的来说,是比较勉强和微弱的。真正的抵抗,发生在制度和精神层面。客观地说,西方的世界,对中国古老的文化所产生的冲击,无疑是巨大的。当年决意西化,脱亚入欧的日本,一度线装书大批被丢弃的惨状,也曾令汉学家们痛心疾首,如丧考妣。作为亚洲儒家文化之源的中国,在屡屡的文化受挫甚至受辱面前,怎么可能无动于衷?但现实就是残酷的,幻想仁义忠信可以当干戈舟楫的倭仁,最终发现,仁义忠信还真的当不了干戈舟楫。无论儒家伦理把人心改造成什么样子,在西方的坚船利炮面前,都无济于事。 多数的顽固派,无论古今,其实对西方的物质文明,都是服气的,很多人只是幻想,能否用一种精神力量来抵御这个文明。倭仁想的是仁义忠信,徐桐想的是义和团的刀枪不入法术,更后来的人,则幻想某种思想的巨大力量。当然,精神战胜物质的幻觉,很容易在现实面前破灭,所以,后来的顽固派,则退守第二道防线,死守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战壕,不许变革。从晚清开始,这些人就觉得西方的优势,无非是以物骄人,借强大的物质力量压人,而在制度和精神文化层面,并没有可以服人的东西。在文化层面上对西方加以蔑视,是顽固派一贯的做派,也是他们一以贯之的一厢情愿。 李鸿章讲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,今天并没有结束。中国红色革命的发动者,在引来列宁主义这个火种的时候,他们是激进的变革者。从不耽于害怕变革的动荡,勇于探索一条现代化的新路,取得成功之后,更是开始空前规模的现代化建设。可是,这条印有苏联模式的多年来,那种想把中国拉回去开倒车的思潮,不管多么嚣张,都只是昙花一现。但在这一现中,一样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。也许,再过一万年,持可笑理由的顽固派,都还会有。哼哼今不如昔的九斤老太,还会继续哼哼。改革开放以来,每次左潮来袭,善良的人们都是想将之隔离在政治领域,但却每每对经济造成恶的影响。但愿,这样的冲击会梯次性降低,不要让政治风波危及社会和经济,进而造成全局的动荡。

历史告诉我们,左潮泛滥,害人害国,中国最大的危险,就是这种不合时宜的向后看的思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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